对于有感而发这四个字，“感”该怎么表达，“发”又如何打动人，广泛视角和精确输出对我来说是一大难题。
12月中旬的一个凌晨，我在微博上看到“武汉 SARS”相关内容，跟朋友讨论后倾向认为，流行病情况属实，但“SARS”不实，并且不会有大规模传染情况出现。
12月31日，辅导员在班级群内发布通知，希望大家不要出校跨年，避免在人多的地方聚集。
1月8日，社交平台上讨论肺炎的人多了起来，但我仍认为，情况可以控制。出于懒得搬行李挤地铁的考虑，我退掉城铁票，联系我爸接我回家。
1月23日，武汉封城。
1月24日，孝感封城。
1月24日，大年三十，我再次出门是50天后的3月15日。
到这种时候，愈加会觉得自己是在无数幸运的巧合中长大的，从成长环境、家庭、到身边的人都是如此。当然也有过比较难捱的片段，但事情过去后再回想，总体来讲也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毕竟有些东西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我已经是这世上很多苦痛的局外人了。
作为除武汉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孝感并没有大城市那么丰富的医疗资源，也没有武汉那么高的关注度，印象中为数不多的两次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先是有一家人打麻将与村干部产生冲突，后是城管对卖菜老人暴力执法，而在离我高中学校不远的社区里，一名一岁半的幼儿不幸饿死在家中。
有人说，孝感最近很多新闻都“不是什么正面新闻”，我却希望大众能避免这种定义新闻正负面的表达。什么叫正面、什么叫负面？不真实的新闻才叫负面新闻。放假期间，一般由我负责买菜，不知道那些被砸摊的老人以前有没有接过我递去的零钱；我喜欢小孩子，无数次路过理丝社区时也许就表达过“你看，那个宝宝真可爱”的想法。我看到的，是真实。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也只是不加渲染的真实。
有新闻报道、有影片记录、有人来讲述。从小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都告诉我们，非典是一场灾难，提到非典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怕。但当十七年后我们自身陷入同样严重的境况中时，却发现内心的恐惧其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因为周围更多的声音是——我们在一起，江城倥偬时，国家在运转支持，无数普通人也进行着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
说起来要感谢我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 3月16日那天，涂俊南转发了“七八点计划”的志愿者招募文章，作为一个中学校长的女儿，也作为一个曾经无数次反思过自己从小到大学生经历的学生，我很快选择加入其中。其实有些尴尬，我们探讨的是网课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关注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平均，而我这个志愿者，在收集数据和联络访谈对象时，却倚靠了父亲作为学校老师的极大便利。
“七八点计划”的访谈对象分为学生、家长、教师三个部分。采访学生是我最开始的想法，认为学生是受网课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拿到《学校未参加在线教学学生明细表》后，我却发现表上9名学生也许都不是合适的访谈对象，且不论原因一栏里十分明显告诉我“我只是懒得上课”的几位，剩下的生病、没有设备，说明他们不仅没有办法参与网课，也无法接受我的线上采访。最终，我联系到了学校负责网课期间学生统计与管理的老师，决定将教师定为这次访谈的主体。
在询问陈老师是否能接受采访时，我说“困难是相对的”，带来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很多，设备、网络、家庭环境；学生的焦虑、恐惧；老师的心态调整......我想了解的就是对于这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来说最真实存在的问题。我很感谢陈老师对我说：非常支持。如果说网络原因给大家带来的困难是我能够想到的，我很感激这次访谈让我看到了平时也许不会注意的、但又普遍存在的问题。
比如那位抑郁症的女孩儿，疫情带来的直接冲击以外，她大概也受到了对她个人而言伤害更大的间接冲击。陈老师站在老师的角度认为网课加剧了学生成绩的两极分化，只是处于共同的困境中时，我想，对于一个十几岁少年来说，作为人的情绪与反应应当先于作为一个被定义为好学生或者坏学生的。蜡炬成灰、春蚕丝尽，我以前总以为，老师和医生是被“塑造”成牺牲自我奉献他人的形象，但到这时候，面对需要自己去摸索的新鲜事物、面对可能会有的“麻烦”事，大部分平凡英雄们的的确确都把主动奉献摆在了规定前头。
这所中学是我的母校，是我父亲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可以说我是“被学校的老师们看着长大的”。万幸，经过询问后我得知整个学校没有一名学生感染，唯一一个感染新冠的老师、江老师也情况稳定。作为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年男性，我父亲看完计划介绍以后第一反应是：这算是在反应教育不公平吗？
他总会担心我“说的太多”、“说的东西不该说”，我想我远比他想象中温和，只是我也不喜欢退让与沉默。不知道为什么，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会让像他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倾向偏激。对于真实存在着的问题，也许我没有能力去解决它，它也很难被解决，但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这些问题能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总得先睁开眼睛看了，才能发现，阳光总会从树叶的罅隙中穿过，而生活的细碎，终将慢慢填补那些曾经逝去的东西。
（文字编辑：郭梦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