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献君（1945-），男，湖南宁乡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文华学院院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摘要：2022年11月4日晚10时50分，杨叔子院士因病离世，令我们十分悲痛。他的逝世是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作为科学家、院士，校长、教育家，杨院士对国家、民族、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他作为开拓者，经过近三十年的辛勤努力，贡献更为突出。其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出的以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教育”理念，丰富了国家高等教育理念；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进入大学课堂，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课程结构、教学体系；创建全国性文化素质教育交流平台，促进大学教育方式的探讨；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自创杨叔子人文讲座品牌，为教师教学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杨叔子；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

2022年11月7日下午，我陪同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来到杨叔子校长家，上一炷香，送别老人家。杨校长夫人徐辉碧教授含泪介绍了杨校长离别的最后时刻。徐老师深情地说，这几年叔子在病中，念得最多的人之一是刘献君，隔几天便要问到，我眼泪夺眶而出。近三十年的工作交往中，我们亦师亦友，情感深厚。作为科学家、院士，校长、教育家，杨校长对国家、民族、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他作为开拓者，经过近三十年的辛勤努力，贡献更为突出。以下，回顾我与叔子院士的工作交往，以寄托哀思。

一

认识杨叔子院士比较早，但密切接触还是在他1993年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之后。近三十年来，我们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993年，叔子院士担任校长时，我是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6年任校党委副书记，同在一个班子里，除共同参与学校决策外，有两件事情我与叔子院士接触较多。一是学校宣传。叔子院士初任校长时，对学校经常报道他有异议，认为自己当校长做点事情是应该的，要多宣传党委、党委书记、学校师生。这时，我和他讨论，我说，现在“杨叔子”三个字已不属于你自己，属于学校，杨叔子名气越大，学校的名气越大，对学校发展就越有利。他听了以后，感觉有道理，认为只要对学校有利的事，就干。因此，不仅接受宣传，还主动关注、参与宣传，有时亲自撰写、修改稿件，我们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文科发展。这段时期，正是我校文科由起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刚好于1994年兼任文学院院长，1996年开始分管学校文科工作。叔子院士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1］1994年，他积极主张撤销人文学部，建立文学院，加强对文科建设的领导，本人兼任文学院第一任院长。几年后，根据学科发展，将文学院拆散，成立新闻学院、法学院、外语学校、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等，将文科发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发展过程中，院长们有困难找校长，叔子院士有求必应。在学校文科大发展中，杨校长以及后来接任的周济校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在文学院倡导、开展人文讲座的基础上，叔子校长开始领导探索文化素质教育。1996至2005年，我作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分管文化素质教育，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1998年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叔子院士任第一届指导委员会主任，我任秘书长；叔子院士任第二届指导委员会主任，我任副主任兼秘书长；叔子院士任第三届指导委员会主任，我任顾问。

叔子院士卸任校长后，1998年8月担任学校首届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直至2011年6月。期间，1998至2005年，我作为学校领导分管学术委员会工作，并兼任副主任委员，2006年以后，担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叔子院士开展工作。在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13年中，叔子院士亲自制定校学术委员会章程，探索开展学术委员会工作，指导、帮助各学科开展学科建设，提升学术水平，作了大量工作，推进了学校的学术发展。

叔子院士在担任校长和学术委员会期间，都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和教科院（高教所）的工作。他在《我是如何认识学校发展的》一文中提道：“我认为，高教所首先要将我们学校当成活的样本来研究，所以，我希望高教所的所长应列席校长办公会，了解情况。”［2］1999年我兼任高教所所长，后高教所改为教科院，我兼任院长。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叔子院士经常与涂又光、文辅相、姚启和先生等共同探讨教育规律，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规律；二是将叔子院士聘为教科院博士生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我指导的研究生常找叔子院士请教、探讨学术问题；叔子院士指导的研究生，我常“代管”，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二

看到一些关于叔子院士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文章，我有两个感觉，一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人文讲座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上；二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深远意义和叔子院士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作用阐述不足。

首先，回顾一下文化素质教育开展的过程。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到自由的过程；是一个“研究实践、相互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事物的发展往往从偶然开始，偶然是指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存在与否不取决于自己。必然性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必然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自由则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有概念本身才是自由的，是必然性的力量和现实的自由。文化素质教育正是从偶然开始的。1994年学校为推动文科发展，成立文学院，我兼任院长。当时，学校的文科力量较为薄弱，为取得工科师生的支持，探讨如何为其服务。在讨论中提出，为全校师生举办“人文讲座”。经过招聘主讲人，内容研讨，1994年3月贴出海报，开始第一场人文讲座，结果人山人海，原定的教室坐不下，后来换了一个大的阶梯教室。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人文讲座为什么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我们向时任校长杨叔子院士汇报，引发了叔子校长的极大关注。他向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汇报，1995年教育部决定开始在52所大学试点文化素质教育。经过反复探索、共同创造，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走向必然和自由。

文化素质教育是“研究实践、相互推进”的过程。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新事物，探索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既要进行理论研究，又要深入开展实践，两者相互推进。从校内文化素质教育看，从开设人文讲座，举办中国语文水平考试，到文化素质教育进入课堂，通过实践将人文知识转化为人文素质，结合专业教育进行人文教育，等等，都需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全国来看，从52所大学试点，到全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建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发布有关政策规定，再到中央提出“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等等，同样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文化素质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往前走。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其一，教育部强有力的领导，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高教司文科处处长阎志坚，我们称之为“军长，师长，团长”，他们深入高校，积极参与、支持文化素质教育。周远清副部长提出并组织在52所大学开展试点，亲自界定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阐述了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并适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如1998年5月他在四川大学召开的试点学校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文化素质教育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到“三提高”（提高学校文化品位、提高教师文化素养、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其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领导和学者大力支持。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我校为主任单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副主任单位，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担任副主任，积极参与、支持文化素质教育。张岂之、张楚廷、于德弘、陈春声等一批学校领导、学者参与活动。其三，本校领导、教师积极参与。学校新老领导朱九思、李德焕、朱玉泉、周济以及广大教师纷纷参与并大力支持。文化素质教育在“共同创造”中发展。

其次，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杨叔子院士是开拓者，发挥着关键的无可替代的旗手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叔子院士深厚的人文底蕴，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洞察和认识，形成了重视人文教育的坚定信念；其著名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双重身份产生的影响力无人可及、作用无人替代；他所具有的高尚人格，吸引、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跟随奋斗，无怨无悔。他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贡献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教育”理念，丰富了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本土化创新，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长远发展。这一理念，经叔子院士的提出并阐述，变得生动、鲜活。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衰弱，就会落后，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就会迷路，不打自垮。”［3］“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4］掷地有声，惊醒世人。针对现在提通识教育多、文化素质教育少的状况，叔子院士指出：文化素质教育比通识教育具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5］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信仰、信念、人生价值取向；锋芒是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做人的问题；重点是针对漠视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核心是针对割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要促进两者的联合。”［6］可见，文化素质教育涉及教育的根本，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素质教育包涵了通识教育的内容。

2.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进入大学课堂，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课程结构、教学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属专业课程体系，缺乏类似于国外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性质的基础性课程，不利于培养人才。叔子院士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共用努力，采用多种方式，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进入课程体系，改变课程结构。其途径和方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举办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开设有关中国语文的系列课程。在叔子校长的亲自倡导下，1995年6月27日，学校颁布了《关于提高我校学生人文素质和中国语文水平的决定》。学校决定，从1995年入校的新生开始，每年对全校各层次的学生（即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举行一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所有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通过该项测试，对未能通过者，将不颁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证书。学校中文系教师编写了《中国语文》教材，配套出版了《文学作品集》，专门开设有关中国语文的系列课程，供学生选修。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断完善，规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上午为测试时间，坚持至今，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是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这是一项创新性的系统工程。大约做了以下工作：学校组织课题组，与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共同开展调查研究，认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特点，通过对国内外高校现状与历史的调查，明确这类课程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导向性、综合性等特点，从而确立正确的方向；探索对理工科大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对文科大学生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目标、结构、科目；组织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进行试点开设。最后，得到教育部的认同，发文作出了有关规定。我校在执行过程中，力图实施大学本科教育前三学期按学科大类“打通培养”，以强化基础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

三是实行人文社会科学辅修专业制。学校鼓励学有余力的非人文类专业学生，选择一个人文社科专业作为辅修专业。对于完成辅修专业主干课程学分要求的学生，学校颁发辅修专业证书。一段时期，理工科学生中获人文社科辅修专业证书的学生达40%，较为系统地改变了工科大学生的课程结构、知识结构。

四是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科学、人文都是人创造的，两者是相通的。学校通过对100多位优秀教师的调研，总结了结合科学教育进行人文教育的8种方法，并出版了专著，教师人手一册，用调研成果，推进老师们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叔子院士亲自参与研究，并对成果进行了充分肯定。

五是阅读经典。叔子院士要求自己的学生读《论语》、《道德经》，并推动教科院组织经典读书班，涂又光先生授课，吸引年轻教师积极参加。湖南大学校长段献忠教授，就是当时自觉参加经典读书班的学员之一，他感到通过学习，收获很大。

3.创建全国性文化素质教育交流平台，促进大学教育方式的探讨

工科出身的叔子院士，深知实验室对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交流平台的创建，以此作为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载体、依托，组织起来，开展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教育方式的探讨。主要的交流平台有：

一是建立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叔子校长推动下，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97年5月12日，我校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杨校长在图书馆划出200平方米的房子，首期投入10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基地成立后努力探索建设目标、任务、制度，积极开展工作。在叔子校长的推动下，1999年1月22日，教育部批准建立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成为国家基地之一，学校任命刘献君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余东升为专职副主任。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建立了61个基地，基地总数达93个。杨叔子院士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的身份，在全国推进基地建设。例如，1999年3月29-30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主持召开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研讨会，决定成立基地评估课题组，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案；2002年组织对首批32个基地进行实地评估考察；2003年4月13-1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基地建设研讨会，对基地评估工作进行了总结，受时任教育部周济部长委托，袁贵仁副部长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基地对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编辑出版《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996年10月，在叔子校长的推动下，文学院和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该书主要汇集全国部分知名大学受到学生欢迎的人文讲座演讲录，反映了人文讲座中的精华内容。第一卷收集了杨叔子、杨振宁、任继愈、田长霖、葛剑雄、章开沅、冯天瑜、王先霈、舒乙、曾卓、涂又光、张世英、鲍国安等人的演讲稿。《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在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仅前五卷就发行了50多万册，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光明日报发文称，“《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展现在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面前，都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思维天地。……对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品位、格调、情趣和价值取向均大有裨益。”［7］

三是分片开展活动。我国地域辽阔，高校众多，情况千差万别。根据这一情况，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分片开展活动，是叔子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的一大创造。全国共分为四个片，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四川片，北京片，中南、重庆片，华东片。各片由一位副主任负责。各片组织活动时，叔子主任都会去参加、指导工作。一般各片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选择在不同地点召开，他不仅同与会者积极交流、探讨，而且“每到一地，就点燃了该地文化素质教育的火焰”，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促进作用。

四是创建“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直播。2001年开始，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共同发起，每年五月举行一次“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大型校园文艺演出直播活动，节目为广场文化形式，以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为主，展示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成果，起到推动全国大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作用，体现了大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精神风貌。“五月的鲜花”第一次活动在浙江大学，此后分别在中山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开展。叔子主任每次都要亲临现场指导，与学生们互动，并指导活动顺利开展。后来，“五月的鲜花”由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4.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1998年8月，全国第11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杨叔子院士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让中华诗词陶冶大学生情感，活跃大学生思维，融入大学校园铸造辉煌，这是时代与形势的需要，这是国家民族的需要。”［8］叔子院士身体力行，在学校组织开办古典诗词创作班，并亲临授课。在一般创作班的基础上，以极为特殊的方式举办提高班。由诗词方面造诣深的程良骏、张良皋、李白超、黄志良等先生，每人招收5-6名学生，在家里授课，面对面指导。由此，培养了一批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热爱诗歌的学生。同时举办“中华诗词吟诵晚会”“中华诗词大赛”“唐宋诗词赏析”等活动。我这个不懂诗词的“瑜珈诗社”兼职副社长也被感染，常陪叔子院士参加诗社活动。与此同时，叔子院士开展中华诗词的理论研究，提出当代诗教理论，被誉为当代诗教理论的主要拓荒者和奠基人。

5.自创杨叔子人文讲座品牌，为教师教学树立了榜样

“杨叔子人文讲座”已成为中国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道风景线，形成了品牌，对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教师开展教学树立了榜样。叔子院士究竟讲了多少次人文讲座，由于没有记载，难以计算，只能大体估算。估算的依据是：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民办高校、高职院校，没有请叔子院士作人文讲座的高校不多；有的高校讲过多次，例如，在华中科技大学1994-2004年的人文讲座上就讲了25次，到建校20周年的文华学院讲了7次，西南交通大学的报道提到3次……；他不仅在高校，中小学及其他单位也去讲过，如浙江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部队、企业、政府部门。保守估计，他做过的讲座在800场以上。杨叔子人文讲座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讲座内容紧紧围绕人文教育，成人、成才。如传统文化·人文底蕴·大学教育；踏平坎坷、成人成才；理想崇高、立志成才；人生在勤、贵在立志；时代发展趋势：科学人文相融；现代大学与人文教育；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知“形而上”，通“形而下”，等等。这些讲座对学生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杨叔子院士关于求学、治学经历的讲座，有些话让我终身受用。如在抗战时期，他随父亲逃难，他父亲说的一段话：“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绝不做亡国奴，不做日本顺民。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全家自杀，投河自杀！”这样的民族气节，这样的爱国精神，怎不震撼人心，催人醒悟：“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把“心系华夏”“服务祖国”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是杨院士给了我这样的启示。文华学院一位2003级新生听了杨叔子院士的人文讲座后说：“我要以杨院士为楷模，珍惜大学时光，制定规划，勤奋学习，积极工作，提升能力，做一名优秀大学生。”后来，这位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后工作期间，都表现得十分优秀。

二是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语言风趣、幽默，内容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能紧紧抓住听众、深深打动听众。讲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令我十分羡慕。一次在广州讲座，原定讲两个小时，结果叔子院士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听众非常感动。讲座结束后，一位大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边流泪边谈自己的感想，场面感人至深。

三是联系实际，引发思考。每次讲座都能在当地引起一场人文风暴，掀起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热潮。这也正是叔子院士不顾年龄，不顾休息，坚持作人文讲座的动力。这样自创品牌、身体力行，尽己之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在当今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三

想到杨叔子校长，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到的“五种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杨校长就是这样的人。我含泪和徐老师说：“杨校长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纯粹的人。”杨校长受到全国那么多人的尊重和爱戴，辛勤开拓文化素质教育，人格的力量是第一位的。

我与叔子院士一家比较熟悉。和叔子院士夫人徐辉碧教授的认识，比叔子院士还要早。我读大学时，1965年学校介绍徐辉碧老师的先进事迹，号召师生向她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徐老师担任化学系系主任、生命学院首任院长，工作上有较多的接触。徐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学术上造诣深，工作上有开创性，在学校领头发展了两大学科。我因工作或子女的事找到徐老师时，徐老师总是满脸微笑，轻声细语，有求必应，帮我解决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叔子院士的女儿杨村春退休后到文华学院城建学部工作了三年，做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受到好评。我每次去看她时，都在认真工作。她从不以院士、校长女儿自居。女婿李晓平谦和、平实，勤奋工作，工作之余勤勤恳恳为岳父、岳母服务，本来应该由学校工作人员完成的工作，往往都是晓平替代，毫无怨言。外孙女杨易是杨院士、徐老师的掌上明珠，我们看着她健康成长。可见，叔子院士一家具有优良的家风。家风体现了一个家庭的传统，一家之主的思想、人格、作风。

杨院士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首先是来自人格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心中只有工作。大家都熟悉的他和徐老师两个人三十年吃食堂，一心扑在工作上等很多事例，不再赘述。我和叔子院士有多方面接触，如陪同参加各种研讨会、工作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白岩松等对其的采访，陪同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我们探讨的都是工作，从不议论别人。叔子院士可以说是一个透明的人，这么多年，对他没有任何非议。

二是处处以身作则。他从不以权谋私，那么多讲座该收取的报酬，也分文不取。到教室听课，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有一次，一个学生在网上评价历任校长，谈到杨叔子校长时，他说，我看到杨校长在路上匆匆走着，突然停下来，将地上的废纸捡起来，丢到垃圾箱，然后又匆匆走了。这位学生感叹：“圣人也莫过如此。”

三是尊重每一个人。在叔子院士眼中，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个找他的人，都平等相待；每一个希望他办事的人，都尽力而为。我指导的博士生罗家才，因课题研究找叔子院士访谈，访谈结束后，杨校长向他赠送了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影集，从轮椅上吃力地站起来，颤抖地写上真挚的寄语：“祖国希望在你们身上”，令罗家才十分感动。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

我和叔子院士亦师亦友，他对我的影响至深。在回顾的过程中，更激起我要向他学习，在余生为祖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杨叔子. 人文教育：民族之基，人文之础——兼谈要重视办好文科［J］. 中国高等教育，2000（Z2）：21-22.

［2］杨叔子. 我是如何认识学校发展的［EB/OL］.  http://xsyj.hust.edu.cn/info/1004/1459_3.htm.

［3］［4］杨叔子. 是“育人”而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J］. 高等教育研究，2001,22（2）：7-10.

［5］ 杨叔子，余东升. 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 高等教育研究，2007,28（6）：1-7.

［6］ 杨叔子. 文化素质教育的今日再审视［J］. 重庆高教研究，2013,1(4)：1-6.

［7］ 夏斐，陈思中. 重塑素质再起人文潮——华中理工大学系列报道之二［N］. 光明日报，1998-10-14（2）.

［8］ 杨叔子. 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2)：2-6.